一、主要国家对数字货币的探索由来已久
央行数字货币（CBDC，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这一概念早在22年前比特币（Tobin，1987）发布时就已提出，此后自2013年开始，很多国家的央行也开始高度关注数字货币。英格兰银行最早发起关于央行数字货币前景的全球讨论。在2014年，厄瓜多尔中央银行启动了名为“Dinerolectrónico”（电子货币）的项目，同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着手研究央行数字货币；荷兰银行（DNB，“ De Nederlandsche Bank”，荷兰国家银行）从2015年开始使用基于分布式账本技术的Dukaton进行数字货币的内部实验。此后，乌拉圭、东加勒比、瑞典、中国、韩国等国的中央银行相继宣布开展本国的央行数字货币试点，但目前尚未有真正意义上的央行数字货币投入使用。
二、各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热度不断提升
全球范围内多国央行加快探索研发数字货币，2020年加速趋势明显。国际清算银行在2020年8月发布的工作报告中表示，在其调查的66家中央银行中，20%的银行表示将在短期（一年内）发行数字货币；同时，约20％的中央银行表示很可能在未来的一至六年内发行数字货币，比例为去年的2倍；总计有约80％的中央银行正在从事数字货币的研究、试验或开发，较2019年增加10%。截至2020年7月中，至少有36家中央银行发布了其数字货币工作进展。
三、受疫情影响，央行数字货币更受重视
新冠疫情叠加超主权数字货币影响，以国家信用背书的央行数字货币愈发受到重视。在2019-2020年间，受到Libra等超国界超主权加密数字货币的研发压力，将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国家重要研发战略的国家数量逐渐增加。同时，新冠疫情极大地促进了互联网技术对经济和社会生活方面的普及性应用和全方位渗透，加速全球研发数字货币的趋势。疫情进一步加快了数字支付方式的转变，加快了合法交易的无现金化趋势，有关数字货币的官方讨论进一步升温，原本对央行数字货币持谨慎观望态度的日本和美国等国家也逐渐放开限制，加大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探索力度。
四、数字货币的具体细节受国情和战略影响各有差异
多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的核心构成要素基本相同，但受国家国情、战略规划以及政策影响，数字货币的技术构成及研发用途有所差异。从多国（中国、英国、新加坡和加拿大等）推出的法定数字货币构思来看，其核心构成要素包括发行人、发行载体、技术、进入门槛、匿名程度、运行可得性、是否支付利息等。无论构成特点如何，法定数字货币都在降本提质增效领域大有可为。从具体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技术及合作者角度分析，部分国家的已披露信息显示其将基本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并与区块链技术公司或区块链联盟合作，如马绍尔群岛和柬埔寨等国家研发的央行数字货币；部分国家则是部分采用区块链技术，学习区块链的要素和核心概念，根据国家国情开发具体针对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框架，合作者则主要为该国的高技术企业，如中国的DC/EP。
从各国探索和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的原因上看，各国的出发点各不相同，有的国家主要为了降本提效，提升交易的便利性和透明度，减少监管成本，提升央行对货币供给和流通的控制力；有的则是为了维系国家地位，提升法币的国内/国际地位，实现国家经济独立，或是跟上经济变化的步伐，确保国家未来在数字支付领域有一席之地；有的国家是为了提高支付领域安全性，聚焦跨境支付结算和证券结算，保障跨境的资金流通安全。
作者简介
姜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数字经济研究部工程师。主要从事数字经济、数字货币、区块链等研究。
联系方式：jiangying1@caict.a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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